宋、辽、金、元的雕塑艺术

　　宋元雕塑艺术的作品保存在古代寺庙建筑物中较壁画更多，而且是了解唐代以后雕塑艺术发展的重要材料。
唐代雕塑的遗存虽然不少，但南禅寺的十七尊泥塑像、佛光寺的三十余尊塑像仍是可贵遗存珍品。山西平遥镇国寺（北汉天会七年，公元九六三年）中的塑像是五代末的作品，但仍继承了唐代的风格。
　　唐代以后雕塑的风格所经历的变化，在辽地区的若干塑像上逐渐明显起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高达十六米的大观音像和山门的力士像，辽宁义县奉国寺的菩萨像，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的菩萨像和海会殿的力士像，善化寺大殿的菩萨像，都是重要实例。特别是若干胁侍的菩萨像表现了一种新的优美风格，面型和身材渐趋修长，而更进一步接近了现实生活。
　　山西地区发现的一些辽、金、元统治下产生的木雕佛像。菩萨像，造型浑朴。
　　宋代美术的现实主义发展，雕塑艺术的新收获在前述辽、金地区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而最突出的代表宋代雕塑艺术巨大进步的是以下三批塑像。
　　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四十四尊侍女像表现了侍女们多种动态的神情，有充分的生活根据，而又经过了提炼整理的。这些女像的绝大部分，无论面型、身材比例、眼和口的表情、身体的动作，以及衣褶飘带等的处理，都细致、含蓄，并取得统一的效果，而共同刻画出女性的聪慧可亲的性格。
　　山东长清灵岩寺的四十余躯罗汉追求神态的真实感方面有很大的成功。灵岩寺在宋代是天下最有名的四佛寺之一（其余三个是：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江苏南京栖霞寺）。初建于宋嘉祐六年（公元一○六一年），重建于明嘉靖年间。罗汉原数为八百，传说为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造，可能为元致和元年（公元一三二八年）重塑。极其多样地塑造出了人的表情。
　　苏州角直保圣寺的罗汉，尚存十余尊，着重地表现性格。保圣寺建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一○一三年），因此塑像不可能为唐代杨惠之的作品。
　　宋代的雕塑家创造了许多动人的形象，并且也创造了更接近生活的平凡的人的形象。灵岩寺的罗汉比较接近后者，而后者由于材料的不足，极易使宋、元、明、清各代的罗汉像及若干道教像相混。山西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像，平遥双林寺的一部分道教像都是这样的例子。关于这一优秀的古代雕塑的艺术价值虽然得到共同的承认，但年代鉴定仍有不同意见。
　　这也说明，宋代以来泥塑艺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有才能的雕塑家能够直接观察生活，井加以表现。时代的样式特点在一些直接根据生活所进行的创造（如罗汉像和道教像，中已不是很明显的了。
　　唐宋以来有很多雕塑名手，他们的名字是雕塑史上的光辉。
　　唐代杨惠之是最有名的。杨惠之为了避免和吴道子竞争，放弃了绘画，而专攻雕塑。唐代其他泥塑家，如刘九郎、王耐儿、张仙乔、李岫、张宏度、员名、程进，都因自己的作品得到当时群众的欢迎，而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与泥塑有不可分的关系是装銮的艺术，唐代的王温、宋代的龙章都是名手。
　　宋代的张文昱、王文度是宋真宗时修玉清昭应宫时参加塑像工作的天下巧匠。
　　古代雕塑，如杨惠之一样能载入史册的是元代的刘元。刘元最初是道士，从师傅粑道录学得多种技艺，而最长于塑。后从尼泊尔的雕塑家阿尼哥学习（阿尼哥在元代的雕塑艺术中有重要的地位，因专塑喇嘛教的佛像，对于喇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刘元的雕塑则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例如记载他在大都（今北京）东岳庙（不在今朝阳门外，原址在今白云观之东）造天地和侍臣的像。又记载他在“玄都胜境”（旧址在今西安门内刘兰塑胡同天庆宫）塑上元帝君执薄侧首诘问，下面的小吏跪了回答而战栗，全堂惊然严肃。这些记载说明刘元塑造的形象的真实生动，并且善于仔细推敲与体会对象的特点。
　　他的作品实例，传说河北宝坻县（他的故乡）广济寺三大士殿（殿始建于太平五年，公元一○二五年、中塑像全部都是刘元改塑的，但尚难完全证实。
　　刘元的传世绘画作品有《梦苏小小图》。
　　宋元雕塑艺术的丰富遗产尚有待整理，有关的资料至今仍很分散，除了以上所谈到的以外，作品实例尚有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塑造者名雷潮），太原龙山昊天观道教的造像石窟，杭州的烟霞洞、飞来峰等石窟，四川各地的石窟多处，河南巩县宋帝室陵墓前石人石兽，华北各地砖塔、石塔上的浮雕，如内蒙古自治区林西辽代白塔子，元居庸关云台券洞石刻等，都是较有名的。华北各地庙宇中的泥、木佛菩萨像以外还有铁像（例如正定隆兴寺二十二米的大铜菩萨、登封少林寺的四铁人，沧州的铁狮子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未曾予以充分注意的。作家的姓名事迹也有待搜集和整理。南宋时代山西介休马天来、平阳贾叟，元代的王清、那怀、吴同签、张提举、李同知（提举、同知都是官名）、董暹，扈宗明、扈宗义、刘高、张生等人都是幸而偶然保留下姓名来的，虽不一定是第一流的匠师，然而他们和其他一些快名的作家一起，汇集成了宋元雕塑艺术向前发展的潮流。